《东方论坛—青岛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

投稿格式规范

（2024年10月修订）

一、基本要求

请作者在投稿之前，对照本规范修订文稿。

（一）题目：不得超20个字，必要时可加副标题，不要使用“试论”“浅谈”等谦词。

（二）署名：限定在2个作者以内，包括2个作者。

（三）作者信息：姓名、工作单位、所在城市与邮政编码，第三项内容请置于括号内。页下详细作者简介格式为：

基金项目：本文系……项目“……”（项目编号）的阶段性成果。

作者简介：姓名，性别，籍贯，XX学博士，单位与职称或职务，主要从事……研究。

（四）中文摘要：200—300字，是对文章精华的缩写，不要使用第一人称及“本文”“作者”等字样，不对文章的内容作自我评价，不使用修饰词。

（五）关键词：反映文章主题内容的词或词组3—5个，从题名、层次标题和正文中选出。

（六）英文题目、摘要等：包括文章题目、作者（姓及名的首字母大写）及其单位、所在城市与邮政编码、摘要（中文摘要要逐一对应）、关键词。

（七）脚注的引用文献首次出现时，应标注完整出版信息。再次出现时，专著可省略出版信息，只保留作者、书名、页码；期刊、报纸文章及析出文献，再次出现，依然保留出处信息。

（八）公式使用MathType编辑，表格使用三线表。

（九）文内所分层级，依次标示为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“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……”“1.2.3.……”。

二、文献与注释体例

为便于学术交流和推进本社期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，我们决定在注释体例上选用“页下注释”，即页下脚注。“注释”中对直接或间接引用或参考的文献说明其来源出处，称为“资料性注释”，通常以相对固定的格式反映出来；对正文内容中的术语、概念以及提到的事实、观点和资料进行进一步的解释、辨析或评论的文字，称为“内容性注释”。无论是资料性注释还是内容性注释，一律置于页下。

正文中的注释序号统一置于包含引文的句子或段落标点符号之前（对专门词语作注释时，注释号亦紧随其后）；独立引文注释序号置于文末标点符号之后。独立引文是篇幅比较长或者需要特别强调的引文，不加引号，另起行，以自成段落的形式出现，段落左边整体缩两格（第一行缩四格），字体为楷体，与正文相区别。注释序号用①②③……，每页单独排序。

（一）中文注释

1.专著

责任者（责任方式）／题名／卷册／出版地／出版者／出版年／页码。

责任方式为著时，“著”可省略，其他责任方式不可省略。有三个以上责任者时，可简化，只保留第一责任者并加“等”字。

示例：

朱锦清：《公司法学（修订本）》，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6页。

[英]马歇尔：《经济学原理》，朱志泰、陈良璧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9年，第32页。

许毅等：《清代外债史论》，北京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95页。

楼适夷：《读家书，想傅雷（代序）》，见傅敏编：《傅雷家书（增补本）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88年，第2页。

2.连续出版物（期刊、报纸等）

有三个以上责任者时，仅标明前三位作者并加“等”。

（1）期刊

责任者／文章题名／期刊题名／出版年、卷期或出版日期。

示例：

赵庆淼：《从“诸侯大亚”看西周央地关系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23年第6期。

逄锦聚、冯泓铭：《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》，《政治经济学评论》2024年第5期。

毕达天、黄伟鑫、王雨菲等：《用户跨社交媒体信息行为研究——概念界定、主题归类与未来展望》，《现代情报》2024年第9期。

（2）报纸

责任者／文章题名／报纸题名／出版日期或卷期（附出版年月）／版次。

早期报纸无版次，可标识栏目及页码（选注项）。

示例：

李振峰：《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》，《新华日报》2024年9月26日，第A03版。

《四川会议厅暂行章程》，《广益丛报》第19期，1910年9月3日，“新章”，第1—2页。

3.析出文献

析出文献责任者/析出文献题名/（见）文集责任者（责任方式）/文集题名/卷册/出版地/出版者/出版年/页码。

文集责任者前的“见”在不产生歧义的情况下，可省略。

（1）析出文献责任者与文集责任者不同。

示例：

冯猛、艾云、刘世定：《理解政府行为与制度安排——近期中国政府研究述评》，刘世定主编：《经济社会学研究》第5辑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8年，第320页。

（2）析出文献责任者与文集责任者相同时，可省去责任者。

示例：

唐振常：《师承与变法》，《识史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65页。

（3）书信、档案资料等应标识析出文献的形成时间。

示例：

蔡元培：《复孙毓修函》，1911年6月3日，见高平叔、王世儒编注：《蔡元培书信集》上册，杭州：浙江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99页。

4.古籍

古籍既有传统的刻本、抄本，也有具有现代出版形式的影印本，情况比较复杂，可根据古籍形式的不同选择标注方式。

（1）抄本或刻本

责任者与责任方式／文献题名（卷次、篇名、部类名）／版本／页码。

其中篇名、部类名为选项。原刻本标注版本信息，页码有两面，标注时应注明，上、下区分。

示例：

姚际恒：《古今伪书考》卷三，清光绪三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，第九页上。

（2）影印本

①影印本古籍为现代出版形式，引用时可参照现代著作（包括析出文献）的标注方式，其标注顺序：责任者与责任方式／文献题名（卷次、篇名、部类）（选项）／出版地点／出版者／出版时间／卷册、页码。

②作为文献题名的一部分，卷次、部类名及篇名应与原著保持一致，卷次用汉字数字标识，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表示，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，原序号仍用汉字数字。

③影印本的卷册系根据现代印制需要划分的，与原文献卷次不同，为便于读者查找，也可置于页码之前（选项）。

④影印本应标注现代出版信息（出版地点、出版者、出版时间），也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“影印本”等。页码通常为现在的印刷页码，阿拉伯数字。

示例：

《清史稿》卷四八六《文苑三·吴汝纶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44册，第13444页。

⑤影印本古籍通常采用缩印的方式，为便于读者查找，也可标明上、中、下栏（选项）。

示例：

杨钟羲：《雪桥诗话续集》上册，沈阳：辽沈书社，1991年影印本，第461页下栏。

⑥常用基本典籍、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不标注作者，如《论语》、二十四史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全唐文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明实录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、《陶渊明集》等。

示例：

《太平御览》卷六九〇《服章部七》引《魏台访议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年影印本，第3册，第3080页下栏。

⑦编年体典籍，如需要，可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（日）。

示例：

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〇〇“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乙卯”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6年，第14册，第6293页。

⑧唐宋时期的地方志多系私人著作，可标注作者；明清以后的地方志一般不标注作者，书名其前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代（年号）；民国地方志，在书名前冠加“民国”二字。新影印（缩印）的地方志可采用新页码。

示例：

乾隆《嘉定县志》卷十二《风俗》，第七页上。

民国《上海县续志》卷一《疆域》，第十页中。

万历《广东通志》卷十五《郡县志二·广州府·城池》，见《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》第42册，北京：中国书店，1992年，第367页。

（3）古籍中的析出文献

析出文献责任者／析出文献题名／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／文集题名／卷次／出版信息与版本／页码。

示例：

管志道：《答屠仪部赤水丈书》，《续问辨牍》卷二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·子部》第88册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97年，第73页。

何承矩：《上太宗论塘泊屯田之利》，载赵汝愚编：《宋名臣奏议》卷一〇五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432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284页。

（4）引用古籍与夹注的使用

正文中引用先秦诸子的著作或少量引用传统经典古籍中的语句，可适当使用夹注，而不用采用页下注的形式。一般只标书名和篇名，用中圆点连接，用圆括号括注，紧随引文之后。当然在正文中不宜多用夹注，二是夹注应尽量简短。

示例：

庄子说惠子非常博学，“惠施多方，其书五车”（《庄子·天下》）。

5.学位论文、会议论文等

责任者/文献标题/论文性质/地点或学校/文献形成时间/页码。

示例：

初敏：《杰拉德·列文森艺术哲学研究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山东大学，2023年，第66页。

魏明振：《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劳教结合：一个政治经济学观点》，2023年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能教育发展研讨会论文，长沙，2023年10月，第148—150页。

周长山：《对汉代政治的若干考察——以郡（国）县体制为中心》，博士后研究报告，北京大学，2004年，第97－98页。

6.电子文献

责任者／电子文献题名／出版日期／获取和访问路径。

示例：

习近平：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——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》，2022年10月25日，https://www.gov.cn/xinwen/2022-10/25/content_5721685.htm.

人民日报：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，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——习近平总书记福建考察重要讲话激励广大干部群众锐意进取、真抓实干》，2024年10月17日，https://www.peopleapp.com/column/30046989380-500005838159.

叶静漪：《社会保障法协同性的内涵与建构》，2024年10月8日，http://www.rmlt.com.cn/2024/1008/713801.shtml.

7.转引文献

无法直接引用的文献，转引自他人著作时，须标明。

责任者／原文献题名／原文献版本信息／原页码（或卷期）／转引文献责任者／转引文献题名／版本信息／页码。

示例：

乔启明：《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》，南京：金陵大学农学院，1934年，第17页。转引自马俊亚：《民国时期江宁的乡村治理》，见徐秀丽主编：《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：以定县、邹平和江宁为例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352页。

8.再次引证时的项目简化

著作和学位论文再次引证时只需标注责任者、题名、页码，出版信息可以省略。

示例1：

《论语·颜渊篇》，杨伯峻注：《论语译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131页。

《论语·颜渊篇》，杨伯峻注：《论语译注》，第123页。

示例2：

初敏：《杰拉德·列文森艺术哲学研究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山东大学，2023年，第66页。

初敏：《杰拉德·列文森艺术哲学研究》，第70页。

9.间接引文

间接引文通常以“参见”引领词引导标注项目，应标识出具体参考引证的起止页码或章节。“参见”后不加冒号。标注项目、顺序与格式同直接引文。

示例：

参见邱陵编著：《书籍装帧艺术简史》，哈尔滨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28－29页；张秀民：《中国印刷史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531－532页。

10.内容性注释中的引文

内容性注释是指对正文中的术语、概念、观点和资料进行进一步的解释、辨析或评论的文字。很多情况下，内容性注释中又出现引文，无论是直接引文，还是间接引文，都需要标明资料出处，标注项目与顺序与资料性注释相同。

示例1：

汪荣祖已注意到陈寅恪对胡适推崇《马氏文通》和用西洋哲学条理中国古代思想的批评。参见汪荣祖：《陈寅恪评传》，南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262—265页。

示例2：

金毓黻曾说，“论学首贵析理”，而论事则“需兼及情与势；情浃而势合，施之于事，无不允当也”。见金毓黻：《静晤室日记》第1册，1920年3月18日，沈阳：辽沈书社，1993年，第11页。

11.引证著作、文集的序言、引论、前言

序言、引论、前言可作为析出文献来标注。

（1）序言、引论、前言作者与著作、文集责任者相同。

示例：

黄仁宇：《为什么称为“中国大历史”？——中文版自序》，《中国大历史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97年，第2页。

（2）序言、引论、前言作者与著作、文集责任者不同。

示例：

楼适夷：《读家书，想傅雷（代序）》，见傅敏编：《傅雷家书（增补本）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88年，第2页。

（二）外文注释

引证外文文献，原则上以该文种通行的引证标注方式为准，注释使用英文标点符号。

文献题名首字母大写，“首字母大写”系指实词首字母大写，冠词、介词、连词等虚词的首字母不需要大写，但标题的第一个单词无论是虚词还是实词都大写。

作者姓名采用“姓在前名在后”原则，如：Malcolm Richard Cowley应为Cowley M. R.。三位及以上作者，仅标明前三位作者，中间用逗号分开，其余用et al.代替。所有文献都标注页码，单页引用在页码前加“p.”，多页引用加“pp.”。

1.专著

责任者与责任方式/文献题名（斜体）/出版地点/出版者/出版时间/页码。

出版地点后用英文冒号，其余各标注项目之间，用英文逗点隔开，下同。

示例：

Brooks P., Troubling Confessions: Speaking Guilt in Law and Literature,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00, p. 48.

Starn R., Partridge L., The Arts of Power: Three Halls of State in Italy, 1300-1600, Berkeley: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, 1992, pp. 19-28.

2.期刊文献

责任者/文献题名/期刊名（斜体）/卷册及出版时间/页码。

示例：

Chamberlain H. B., 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, Modern China, vol. 19, no. 2, 1993, pp. 199-215.

Nisbett R. E., Peng K., Choi I., et al.,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: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, Psychological Review, vol. 108, no. 2, 2001, pp. 291-310.

3.析出文献

责任者/文献题名/in集合作品责任者或编者/书名（斜体）/出版社/出版年份。

示例：

Schfield R. S., The Impact of Scarcity and Plenty on Population Change in England, in Rotberg R. I. and Rabb T. K. (eds.), Hunger and History: The Impact of Changing Foo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 on Societ,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83, p. 79.